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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少政治和国家学说、原理和规则毕竟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事物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依据现代国家和政治原理、权力分设和运行规则等进行探讨，对于完善一项新的制度，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此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也。
按照这些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的情形下，将行使与刑事侦查和逮捕具有相同实质的权力。双规的合宪性问题，一直存在疑问，也是相关制度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
不过，即便如此，这些成绩与日益严重的贪腐犯罪形势相比显得很不相称。监察院委员组织而成的会议，为监察院会议，由监察院院长为主席。但是，多年来，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并未落实到位，检察人员常常感叹人事权、财政权受制于其他权威部门。在我国，该制度起源甚早，[3]周代御史为国君记事之官，但因‘职居亲近，常常受到国君的信任和重用，后来逐渐演变为充当天子耳目的‘监察官，.战国时御史已经具有监察性质。依照现代国家体制原理，国家监察委员会将党权、国权集于一身，而且国权中又将行政权与司法权集于一身的做法，与现代国家应有的组织体系不合。
四是纪委行使调查及有关权力，没有来自刑事诉讼程序的限制，较为灵活，使纪委在反腐败过程中没有多少羁绊，这也是纪委在查办案件时比人民检察院更为有力、也更能够取得成效的原因。五、新监察制度的法治化：引申思考 新的监察权行使需要法制化，也需要法治化。囿于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只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协议时，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
（二）行政协议的存续力与公共利益 认定行政协议兼具合意性和高权性，也就承认了其瑕疵感染性在程度上要显著低于行政行为吴庚教授曾指出：如法制上未对行政契约之涉诉设有救济途径者，须以迂回方式解决契约履行问题。在这一阶段，采购人需要遵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期限从供应商完成采购，是履行合同的过程。当行政相对人的履行行为已经无法达到双方预期的法律效果时，行政机关应当首先依据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
吴庚教授也认为：选择行政契约作为行为方式，后续效果亦应随之。[13]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第一阶段涵盖了从发布采购文件到中标成交的过程。按照行政诉讼法的逻辑，凡符合第十二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均属于行政行为。由此而言，选择约定自愿执行模式也十分不妥。[19]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453页。
[5]林明锵：行政契约与行政处分——评最高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八三七号判决，载《台大法律论丛》第33卷第1期。其中，合同解除权由于更能体现私法特性而被广泛接受，已被吸收进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程序规章中。换言之，合同的性质本身不允许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的方式确认或者执行其请求权。[17]应当承认，这种将催告书转化为行政决定的方法论尝试值得肯定，但对于催告的法律性质有待商榷，不应简单认定为行政决定。
[5]换言之，不论是针对合同内容的履行还是合同请求权的实现，只有避免行政行为的介入才符合行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期待。因此，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补偿协议义务时，行政机关将依据征收决定而非补偿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我国现行法框架下的执行路径选择 前文已经证立，传统的依职权执行模式和约定自愿执行模式都不能在中国法语境下实现自洽。如若不然，行政机关便以该命令为执行依据申请非诉执行。
即便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就合同的内容和形式达成了合意，但这种意思表示的背后体现的只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拟制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因而认定政府采购合同为行政协议具有其合理意义，但同时不能忽视其特殊性。而强制执行因其强烈的公法属性与合同价值相悖，几乎没有得到规章以上法律规范的直接承认和采纳。正如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方面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需要在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对行政协议制度加以完善。不过这种立法论的视角无助于缓解当下行政协议强制执行无法可依的紧张状态。
即便以单一一种学说很难诠释各时期行政法的发展模式，[11]但相对一致的主张毕竟能够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较为明确的理论支撑。因而采用依职权执行模式并非因地制宜的安排。
由此，合同关系就会转化为权力关系，命令作为单方行政行为也就具备了执行名义的特征。笔者认为，虽然政府采购合同与公共利益并无直接关联，但诸如防汛抗旱、救灾物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政府采购项目实际上与公共利益同样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依职权执行是指在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行政机关具有依职权制裁权力，无需向行政法院申请。我国行政诉讼法在最近一次修改过程中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将二者统一为行政行为。
可见，当行政相对人（被执行人和被拘留处罚的人）不履行这两种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有权直接行使强制执行权，恢复对原执行决定和原处罚决定的执行。[3]因此行政机关享有活动方式选择自由。其次，约定自愿执行模式虽植根于行政协议的约定，但在德国行政法上却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因为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订立行政协议的目的就是在具体个案中替代行政行为，并宣示专以契约方式来解决彼此间之法律问题。
这也可以从某些方面解释出，当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时，行政相对人为什么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但是与一般的针对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不同，强制执行并非促使行政协议履行的全部手段。
此前，有观点主张行政机关应首先进行催告，以此取得执行名义。既适用私法中对其有利的部分签订协议，又援引公法对相对人加以限制甚至制裁，以平等之名行高权之实，以公法遁入私法方式逃避依法行政原则之羁束。
所以在催告不能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作出符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代替催告取得执行名义。此外，我国奉行一元司法模式，各级人民法院下设行政审判庭，法官只能依法审判，无权通过判例进行法的续造。
张清波：行政主体从事私法活动的公法界限——以德国法为参照，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6]行政协议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存续力要求行政相对人承认合同生效事实，并接受合同事项约束，也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情况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效力的存续和合同目的的实现。除合同的形式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外，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有权就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违约责任和除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外的解决争议方法进行约定。而有关征收的核心问题是由征收决定规定的。
不过，行政协议作为一种合意的处理行为，仍具有高权性。如若不然，一旦行政相对人出现怠于履行、不适当履行以及履行不能的情形致使合同目的落空，非但行政职权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且极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由此可以认为，在行政协议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时，对行政机关的救济和对行政相对人的监督是同样重要的两个问题。但同时，法律也预设了当被执行人和被拘留处罚的人不履行上述协议时，行政机关应当采用的程序（如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与此同理，在行政处罚中，立法机关也设计了治安处罚担保制度，在公安机关与被拘留处罚的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达成暂缓执行的协议，缓和行政处罚的强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行政协议制度就无法如法国法一般，一以贯之地将行政法核心主张贯彻到行政协议的制度设计当中。